隶书是一种最好写的书体，同时也是一种最难写好的书体。说它最好写，因为他的笔画最简单；说它最难写好，因为它的笔画过于简单。所以，有人一天就学会了写隶书，但一辈子也未能把隶书写好。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当代书法家用心于隶书者便为数甚少了。

刘炳森以隶书立足当代书坛，是当今最著名的隶书书法家，但也是最有争议的书法家，争议的焦点便是刘炳森隶书的雅俗问题。刘炳森先生从他出名之日起，就将自己置身于这种争议之中。这固然是书家个人的问题，但也是一个历史问题。从隶书的发展来看，这种书体确实与“俗”更为贴近一些。首先，最初的隶书使用于下级官吏———或可直接呼之为“俗吏”中间；其次，隶书的点画在五大书体中是最简单的，书体本身便有“俗”的特征；第三，成熟的隶书具有工巧、秀丽等世俗的审美特征。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隶书作为一种书体，它本身便具有“俗”的意味，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种俗书。

隶书以汉代隶书为其极致，而汉隶又分为西汉和东汉两个阶段。西汉隶书风格拙朴，风神接近篆籀，相对高古一些，“雅”一些；东汉隶书则趋于工整秀丽，相对“俗”一些。刘炳森隶书，主要取法《华山庙碑》、《乙瑛碑》，面目与二碑极为相似。对《华山庙碑》，前人评说竟不能一致。清朱彝尊于《西岳华山庙碑跋》中云：“汉碑凡三种：一种方整；一种流丽；一种奇古。唯延熹《华岳碑》变正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长，当为汉隶第一品。”而刘熙载于《艺概》中则称“若《华山庙碑》，旁薄郁积，浏漓顿挫，意味尤不可穷极。”康有为云：“汉分佳者绝多，若《华山庙碑》实为下乘，淳古之气已灭，姿致之妙无多。”实为下乘，淳古之气已灭，姿致之妙无多。”（《广艺舟双楫》郭宗昌则跋曰：“割篆未会，时或肉胜，一古一今，遂为隋唐作俑。”显然，同样一块汉碑，个人的看法竟然相左如此。撇开个人偏好，我们看到的《华山庙碑》点画宽扁，波画明晰，结构紧凑，字字匀称，章法布白（其实是布黑）也极为停匀，无疑是彻底摆脱篆书的标准隶书。朱彝尊所谓“方整”、“流丽”颇能中的，而“奇古”则纯属子虚乌有。康南海的“淳古之气已灭”倒是颇为中肯。所以，《华山庙碑》纯属清秀华丽一路汉碑，是成熟汉隶的代表作，风格近乎甜俗。刘先生钟爱的另一个汉碑《乙瑛碑》与《华山庙碑》情趣相近，是他风格的补充。虽然刘炳森也学过《张迁碑》、《石门颂》等其他风格的汉碑，但他的吸收是非常谨慎的，他学习《张迁碑》只是为了克服《华山庙碑》的飘浮；而对《石门颂》的学习，则又是为了克服《张迁碑》的拘谨。刘炳森隶书的面目，始终离《华山庙碑》不远。

首先，在用笔上，刘先生讲究匀净。刘炳森隶书中很难看到飞白笔法，他似乎在极力回避这种笔法，而对线条的滋润、光洁有着骨子里的偏好（这很能让人联想起“馆阁体”来）。在用笔的力量分配方面，刘先生也处理得非常“公平”：横画一律较粗，竖画一律较细，这种笔法虽然看上去非常卖力，却并未显现出应有的力度，究其因，主要是用笔上铺毫与聚毫运用不当所致。铺毫使线条呈扁平状，这种线条虽然表现出一定的宽度，但却丧失了应有的厚度，缺乏立体感，给人以单薄的丝绸或布条等扁平物体的感觉，而且又给人以笔始终浮在纸面上，不能入纸的感觉，自然缺乏力度。聚毫所写出的线条则相反，它表现出一定的立体感，给人以破空杀纸、力透纸背的审美效果。古钱币文字就有这种审美感染力。按说，两种笔法并无优劣之别，关键是如何使用。刘先生将聚毫用在竖画上，铺毫用在横画上，横粗竖细，加剧了字形的扁平感，极大减弱了书作的体积感和感染力。

在结字上，刘炳森隶书呈现出“满”的特征。无论是多笔画字，还是少笔画字，刘先生都将每个字处理得四角填满。对于笔画多的字来说，这么作要容易一些，对笔画少的字，就需要将笔画加粗加厚，这样的结果便是大小齐平，如古人所谓“大字促之令小，小字展之令大”，给人的感觉便是“状如算子”，缺乏变化、缺乏生气、缺乏生动活泼的气象。

章法上，刘炳森隶书更是突出了这个“满”字。他的书作，不仅每个单字四角布满，整个作品的四角依然填得很实，每字每行端正笔直，壁垒森严，仿佛一个无比严肃的仪仗队！刘先生几乎对古人“计白当黑”、“以虚当实”的审美观充耳不闻，采取排斥的态度。

当代书坛，大概没有第二位书家能像刘先生这样将隶书写得如此标准、如此到位、如此严谨。像刘炳森先生这样毫无浮躁之气，深入继承传统的精神，几乎需要所有书家认真学习。但对刘先生本人来说，却缺乏了一种求变的精神。孙过庭有“平正”、“险绝”、“平正”的三阶段说，刘炳森虽然已经将隶书“写好”了，但这种“好”仍属于第一个“平正”阶段。也许是他的隶书得到了更多认可的缘故，他至今仍然陶醉在“写好”的境界之中。隶书虽然近“俗”，但将隶书写得高古奇崛者大有人在。我们必须说明，刘炳森隶书得到的更多是世俗社会的认可，或者说只是完美地完成了书写（或称为写字）任务，他的隶书，很难说已经达到书法艺术的高境界，这就难怪有人要说刘先生的隶书是“隶体美术字”了。（中国艺术网 杨吉平）

但另一位隶书大家范笑歌却力挺刘炳森的书法，他认为：那些崇尚变体隶书的人是写不了刘炳森隶书的，但刘炳森却是不屑于写变体隶书。变体隶书往往用所谓的天然趣味和不拘成法为借口，来掩盖无法书写正体隶书的缺陷。范笑歌认为：刘炳森的隶书可以传承和推广，但那些变体隶书却难以做到这点，所以刘炳森只有一个，而变体隶书者却有很多，这就是区别。

在书法界，刘炳森的人格是有口皆碑的。他为人诚朴，正直善良。不论年龄大小，职务高低，他都一视同仁，以诚相待。他从来不妄自尊大、臧否他人，对传统、对前人总是怀着一种虔敬之情，虽已名满天下，但依然像一个辛勤的画家，在砚田内默默地耕耘着、劳作着。他的书法虽然影响巨大，而且私淑者众，但他却经常告诫人们，要多向传统学习，不要直接以他为范本，要根据个人的性情爱好，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他从来不想制造什么“轰动效应”，而只是“想在宣纸面前搞得明白一点”。他的心胸是博大的。尽管经历了那么多的曲折，忍受了那么多的苦难，但他依然乐观、豁达。他把绝大部分精力用在对书法艺术的探求和创新中，而不用在对名利权位的企盼和追逐上。这也可以说是孙伯翔取得令人钦慕成就的秘诀所在。其晚年作品被范笑歌称为“篆行楷草皆入隶，卧毫铺挑尽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