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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何尝一秋 野草在摇曳未来/大芦苇荡交响曲

  • 来源: 光明日报
  • 2020-04-15 01:49:55

摘要: 南国多青草,乃为宝中宝。以秦岭—淮河以南、青藏高原以东为限而界定的中国南方,气候温暖。考察南方的草地资源,以及原生植被,往往会心生困惑:这是繁荣的土地,还是凋敝的土地?南方当初的森林何止是现在我们所见的林区

  大芦苇荡交响图(局部) 徐刚作

  茶树

草木何尝一秋 野草在摇曳未来

  北京亮马河畔(饶翔 摄)

  当我们忽视草地的时候,也同样忽略了一种悲哀及一种希望。在天然林被破坏以后的草山草坡上的草,是这一块土地植被被演替中最后的绿色,此非悲哀乎?在石漠化土地上的人工改良草地,那青青牧草却是生态修复的先行者,此即希望也。在未来岁月里,压垮人类的很可能是一根草;拯救人类的,也可能是一根草。

  野草是仙草

  为什么我们的先人逐水草而行、而居?因为大地到处都是草,无草不成林。林地外缘也是草,东部何以有稻?西部何以有黍?因为各色野草最多——为生命之延续,为求一饱也。因此故,先人留给我们的基因,使后来人对三种物质最有亲近感:土、水与草。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崇明岛上除了农田里的庄稼,沟河边的芦苇,田边地头里到处都是野菜,荠菜、马兰头等可食用的草不下数十种,还有可以入药的车前子等,更多的是开花不开花的无名小草:缠结于田埂路使其稳固的是马斑草,开着各色小花的是花被单草,如小太阳一般金光闪闪的是野菊花草,专门用来斗蟋蟀的是蟋蟀草,太多的蒲公英随风飘散……回想起来,认识这片土地是从草开始的,而江边芦苇荡里丛生的丝草籽,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坚果,半粒米大小,饥饿的岁月里曾经以之果腹。后来知道原始人逐水草而居时,有顿悟之感。

  人之初,有水可喝,无饭可吃。人类经过了吃草、吃草实的漫长岁月,后来才有能力捕杀野兽,吃肉。今天我们吃蔬菜,其实是吃草的延续。野草是我们的衣食之源。人类一部分人的忘恩负义,疏离自然,始于疏离水草。

  我们不知道拔去了多少野草,以至于汉语——我一向认为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文字——出现了极为残忍的一个成语,“斩草除根”。现代化的推土机,在今天更是势不可挡地在铲除一切野草,代之以水泥楼房、水泥地,这个世界便卫生便干净了吗?活在当下的每一个人,都曾目睹并感受了消灭野草的过程,以发展的名义。

  20世纪80年代初,我住北京团结湖小区,一箭之遥便是农村、农田、庄稼与野草。每到夜晚,无数的青蛙齐鸣合唱,此起彼落,虽然喧闹却不会扰乱人心,多了一种野趣,添了一点乡愁。半年后,代之以蛙声的是混凝土搅拌机,建筑工地的日夜赶工,然后是新楼连片,庄稼、野草、蛙声一起飘逝。不到十年,北京三环以外的农村几乎全部消失,没有耕地,没有野草,只有层垒叠加的水泥楼板大行其道。

  就这样,我们的城市变得不再温柔。

  2000年,因不堪忍受造楼、装修,可以让人发疯的喧嚣、灯光与气味,举家迁往通县张家湾,路边有麦田,池塘有蛙声,小院里开着太阳花——俗称“死不了”——日出花开,日落花闭,自以为找到了一个好去处。待住下才知道,我住的小楼基地原是生产队的打谷场,整个小区所占用的全部是农田,当地农民告诉我这是“黑油油的耕地”。难怪水泥房基,路面的边边角角,会长出各种野草甚至麦苗秧,无助而孤苦地望着路人,好像在问:“千百年在一块地上厮守,情何以堪?”有专司拔草的清洁工,草长出来便拔,拔出来又长,小草希图展示自己的生命力的顽强,令我唏嘘不解:野草何害,人类必欲除之而后快?

  2005年,我又迁往广安门外新居,紧邻住处有一块荒地,杂草丛生。杂草成块状,茁壮旺盛,夏秋之际开着红色和金色的小花。有几只流浪狗来回奔走,有时还追逐流浪猫,荒地中有两棵树,流浪猫情急之下便上树,流浪狗在树下大吠,继而退隐于野草丛中,伏莽而待。荒地紧靠二环的边沿,还有两间已拆毁的旧平房,住着一家拾荒者,夫妻俩带一个小女儿。女孩出来打水时,流浪狗紧跟其后,女孩便喂狗,似乎是窝窝头之类。戏耍片刻,女孩回去时流浪狗一路相送。偶尔,在秋日的阳光下,这个七八岁的小女孩会摘一朵野花捧在手里凝视片刻……这是我从住处的窗口所见的场景。

  是冬大雪奇冷,融冰化雪时,那些野草开始返青,到夏天便茂盛,便开花,如是往复5年多,挖土机开始挖土,混凝土搅拌机昼夜轰鸣。挖出的土堆成了大土丘,以丝网覆盖着。一场春雨过后,从丝网的千孔百眼里,忽然又有青青野草探出头来,茫然地望着这一处耸立起吊车、脚手架的工地……

  凡草木皆有根,人类无法阻挡推土机、挖掘机,它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斩灭野草,却无法根除,因为它们蛰伏于地下。倘若都市林立的水泥楼群使它们窒息、枯死于地下,那么对这个世界而言绝不是好消息:大地稳固者不再稳固大地了。

  使这个地球变得有生机的首先是海洋,是水和草木。当地球成为草木世界之后,才有姗姗来迟的人类始祖。与其说人类当时离不开森林,更确切的意义上不如说更亲近荒草。荒野荒草,连接起森林、河流,在人类发展史上如里程碑一样,记录着人类先人的生命故事:荒野是人类最初的原始家园;荒草提供了最早的食物;荒草中盛放的各色花朵,荒草的自生自灭、自灭自生,使原始人有了最初的惊讶,促进了自然崇拜的发生;在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漫长岁月里,荒草丛又是当时人类共有共享的爱巢;以荒草为生,想来也发生过悲剧,有的草吃了人便死了,草的能吃不能吃,使原始人有了对草的分辨和思考,进而发现有的草能止血,有的草能止痒,则是草可治病之始。而流传至今的仙草一说,除了草能给人以温暖,大约便是草可以治病了。

  “仙草”一词,是人类对草的最恰当的赞美。去昆仑山盗“仙草”是故事。在更加广泛的民间传说中,稻草是“仙草”,由此推溯,“仙草”应是泛指可食可医的所有野草,没有“仙草”,人类不可能延续至今,也就是说,人类有诞生,但不可延续。

  烟草传奇

  在野草所属的植物世界中,至少有五种植物影响了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从而改变了世界。它们是:烟草、茶叶、甘蔗、土豆、白薯。它们在原生地往往是默默无闻的,越洋贸易的船只和水手是传播者,广及世界,或多或少改变了人类的日常生活,并且使远隔重洋不同种族人群的生活习惯,产生了趋同性。

  哥伦布的船队,是烟草最早的传播者。

  烟草源出美洲,哥伦布率船队到访,当地土著以礼物相送,其中之一,哥伦布航海日志有记,“发出独特芬芳气味的黄色干叶”,即烟草。再到古巴,当地土著把烟叶卷成筒状抽吸,青烟缭绕于口鼻,悠然返航先至西班牙,西班牙人跟着抽吸;再到葡萄牙,葡萄牙人也纷纷上瘾,烟草随之落地。1580年之后,烟草的传播速度更加提速,传播范围日益扩大,大致途径是:经葡萄牙进土耳其,烟雾又缭绕至伊朗、印度、日本。从烟草的广泛传播中看到商机的是西班牙人,他们把烟草水运到菲律宾,开始规模种植,赚得不少银子。接下来就要到中国,17世纪初叶前后,福建的船工与商人在与菲律宾生意往来时,不经意地把烟草带到中国。只要气候适合,烟草不难栽培。很快,先是在沿海省份,进而烟雾弥漫遍及中国。

  烟草在16世纪的欧洲还曾享受过“神药”的待遇。除了抽吸烟卷、烟斗之外,欧洲医生还用它来治病,从牙痛、口臭到肠道寄生虫、破伤风乃至癌症,皆以烟草医治。实际治疗效果没有明确记载可证,倒可以想见当时欧洲医疗水平之低劣。

  从哥伦布水手发现并吸食烟草,到传遍世界,所用的时间不到130年。今天几乎所有国家都处在吸烟有害与烟草制造业巨额利润的夹缝中。笔者也是烟民,这一如风如潮的烟草传播却使我想起,所有风靡一时的时髦与时尚,大约都带点毒。

  “中国树叶”

  在烟草传到中国之前,欧洲人抽烟,中国人喝茶,两相比较,不仅有习俗不同,文明高下程度也可立判。茶的温醇芳香,渗透在我们的民族性中,是为中庸、中和、温良恭俭让,与“斩草除根”相反,生出了一个绝美的词语——“齿舌留香”。

  与人类文明史密切相关的,就动物与植物而言,动物提供了肉食,此植物所不及,但在更多的层面上,植物远胜于动物。原始人除了采集果实之外吃菜吗?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所谓菜,就是野草和树叶。距今约8000年前,新石器时代又添一个伟大的创造:各种陶器的出现,其中的食用器用来煮饭煮菜煮汤。在中国的北方如大地湾,在中国的南方如河姆渡,先民们偶然地用几种他们吃过的草或者树叶,投之于陶罐,这是第一罐汤,也是人类历史的第一罐茶。在几千年前便有稻饭衣麻的太湖流域,极有可能这第一罐茶和第一罐汤难分先后。后来的饮茶史却是明了的,把茶汤从别的所有的汤饮中区分剥离出来,但好茶者仍视之为汤,汤色也。

  中国人最早享用茶叶,并在千百年饮茶的实践中,知晓了茶树栽培、茶叶加工、茶叶分类,以何种水达到何种温度泡何种茶为最宜等等。西方人第一次喝中国茶并为之倾倒后,给中国的茶叶取了个在16、17、18世纪西方人熟知的流行词:中国树叶。这一称谓在某种程度上恰恰说明,中国茶树之众,享用茶叶的人群之广。从皇帝到山野草民,皇帝喝贡茶,山民饮土茶,土茶的味道甚至远胜贡茶。从都市到小镇,有了茶铺、茶馆,茶叶已和经济民生相连接。中国的文人雅士情有独钟于茶,则有了文化意味。

  中国人饮茶、品茶、论茶,并为琴棋书画助兴,以一管羊毫作书画写出满纸烟云时,欧洲人还在茹毛饮血。

  因为丝绸之路,与丝绸传到西方差不多时间的大约公元纪年开始之后800多年,阿拉伯商人用骆驼把茶叶——他们认为的东方神奇之一——运达西方。最早享用中国茶并在上流社会炫耀的是威尼斯商人,直到16世纪中叶,中国茶才传到欧洲。威尼斯商人颇得物以稀为贵的真传,始入欧洲的茶叶价格昂贵,唯贵族才可享用。那个时候普遍欧洲民众的梦想之一,就是有一日可得中国茶而饮之,其独特的芬芳与味道,何能得而品之?

  17世纪开始,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特许经营权后,中国茶叶一则大行其道,一则渐渐“变味”。东印度公司每年以低价从中国进口4000吨茶叶,再以高批发价出手至欧洲各地。大发茶叶财的是东印度公司,而英国购买中国茶的银子日趋紧缺。赚足了中国人的钱而又丧尽天良的东印度公司,竟向中国输入鸦片回笼白银,中国人以茶叶使英国人得到愉悦,至今下午4点喝下午茶仍是英国中产家庭的生活习惯。而英国人回报中国的是鸦片,是铁壳船和洋枪洋炮——鸦片战争爆发。鸦片使中国人成为病夫,接下来的中华民族被奴役被瓜分的屈辱史,鸦片之危害当为外因之首。有不少论史者认为,鸦片战争源于中国茶叶,然而,英国人侵略的本质又怎能轻松地忽略?

  甘蔗及土豆

  欧洲人好喝红茶,放糖,以小点心佐饮。喝茶所连带的是对糖的需求。蔗糖从甘蔗中提取,最早种植甘蔗并品味糖的是亚洲人,其时欧洲所得的甜味,是蜂蜜,欧洲无糖。11世纪,十字军骑士幸运而雀跃地在叙利亚尝到了糖的甜味。随着海上新航路的开辟,西班牙、葡萄牙等老牌殖民帝国开始种植甘蔗,甘蔗种植园如风起云涌般出现,糖产量急剧升高,价格大幅降低。欧洲享用糖之甜蜜的不仅是皇室、贵族、大商人,普通的市民百姓也开始吃糖,欧洲似乎成了“甜蜜的欧洲”。

  “甜蜜的欧洲”,说明了糖对饮食习惯的世界性的改变。糖的诱惑就是甜的诱惑,在我儿时,能吃上一块糖,上海的大白兔奶糖,那是一种奢望。可见此种诱惑所持续的时间之长。与之相比更重要的是,因为种植甘蔗需要大量劳动力,便产生了世界人口种族版图的改变。当欧洲人在加勒比大量种植甘蔗时,便从非洲一个船队一个船队地运来黑人,成为奴隶,辛勤劳作。一个我难以考证的话题是,那些被称为“黑奴”的黑人,在非洲就是奴隶吗?还是在白人的皮鞭下成为奴隶的?

  说不清有多少“黑奴”在漂洋过海的途中便一命呜呼了。《环球时报》2006年8月29日载刘作奎先生的文章称:“据统计,16世纪以后的300年间,从非洲贩卖到美洲,从事包括种植甘蔗在内的大量种植园劳动的奴隶达1170万人,最终仅有980万人活着到达目的地。”刘作奎先生说得好,“糖的甜蜜是与奴隶的血与泪掺在一起的”。笔者再加一句:尤其是自诩为文明富有的西方!

  所谓人类文明史,充斥着野蛮、残暴、血腥的不文明,以及对真相的掩盖。

  相比较而言,能够使人类解除饥困,平和地传输到世界各地的是土豆和甘薯。也许,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人,都要记住一个土豆原产地的地名:南美洲安第斯山区。与北美洲有的国家的霸悍、好窥探相比,南美洲温和,“有抵御别人暂时成功的能力”(南美洲谚语)。南美洲的地下埋藏有人类初始文明的种子,土豆其一也。土豆的特点是有土便可以种植,不仅产量高而且富含淀粉和别的营养。也是新航路的船长和水手们,把土豆带到了欧洲,然后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到世界各地。土豆告诉我们,人类——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曾长时间地为饥饿所困,在不缺淡水的前提下,吃饱肚皮是生存的第一要义。土豆养活了更多的人,土豆可以取代面包。我在云南、贵州山区采访时,一户一家,一个火炕,墙角只有一堆土豆的山民不在少数。在河西走廊古浪八步沙,我曾3次踏访6个农民的治沙地,他们留我吃饭,吃香喷喷的羊肉,而农民们吃的是土豆蘸盐巴。我和农民争吃土豆,真香!河西走廊的土豆个大,农人告诉我,“没有土豆早就饿死了”。

  奢侈过度的享受是暂时的。奢靡者万不要以为百姓过着和你们一样的生活,他们中的边缘山区贫困者,仍住土坯房,老人和孩子都在吃土豆,大米白面仍是奢望。愿记得李商隐的诗句:“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地瓜苦旅

  甘薯多别名,山东叫地瓜,北京叫白薯,河南叫红薯,江苏叫山芋,河北、四川称为红苕。甘薯一物,欧洲有植物考古学家认为,印第安人的先民是最早挖掘地下根茎时,发现了甘薯根块,再通过根系再生繁殖而成为栽培作物。甘薯有惊人的繁殖力、适应性,很快传播于整个南北美洲。因为甘薯硕大而美味,生熟皆可食,食之者强壮,此印第安文明之所以曾经繁华之一端也。

  很少有一种植物如甘薯那样,吸引着闻名世界的专家学者的眼光,并据此勾勒了古代先人的生存技能及其发明。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说:“由栽培而来的淀粉性植物的获得,必须看作是人类经验上最伟大的事迹之一。”摩尔根所说的淀粉性植物是泛指,其中无疑包括了经过原始人选择之后的产物——甘薯。考古者在秘鲁的古墓中发现了距今8000多年的甘薯块根碳化物。1974年,伊恩《甘薯和大洋洲》中进而记述,古代秘鲁的印第安人把甘薯块根的图案绘制于陶器、编织在纺织品中;最为壮硕的甘薯在印第安人的宗教仪式上,被供奉为神灵,视同法器。

  此一时期,距甘薯进入中国的明代,相隔几千年,一种有趣的历史现象出现了,当甘薯即将传播世界各地时,在它原产地的印第安族群中,它不仅是植物的块根、可吃的食物,而且历经岁月的淘洗之后已成为文化,具有神性。它使我想起了距今7000多年的大地湾彩陶所绘制的鱼、花草纹、水波纹、葫芦纹。我们的先民有意无意间记录了洪荒岁月中人赖以生存的若干图像,与印第安人把甘薯图案绘于陶器、编于织物,何其相似。绘图之始也,爱美之初也。它对今人至少有两点启示:其一,文化首先是物质的,是物质与人的想象与劳动的结合;其二,文化必具有真正的创造性、创造力,与人类发展相同步,除去“利用厚生”的生存需要,还有美的需要,即精神文化。

  一般认为把甘薯引进中国的,是明代福建长乐人陈振龙,他曾侨居吕宋,即菲律宾。吕宋产甘薯,但其时吕宋的西班牙殖民者严禁甘薯外传。1593年,在前两次偷运未果后,陈振龙把薯藤系于缆绳,涂上污泥,才过得关卡运抵福建。当年6月,陈振龙之子陈经纶依父命呈《献番薯帖》于福建巡抚称:“番薯功同五谷,利益民生,是以捐资买种,并得夷岛传授法则,由舟而归。”当时福建荒年频发,即令全省“依法栽培,滋息繁衍”。甘薯自此落地福建,其产量之高使沿海饱受风袭水灾的福建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灾年。福建人称甘薯有二名,一曰番薯,得自番地故;二曰金薯,记巡抚金学曾试种之功。福建乌石山海滨有“先薯祠”,记陈振龙父子之功德,当地人告诉我,这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祭祀甘薯的祠堂。其实,在广东电白还有“怀兰祠”,又称番薯林公庙,是记吴川人林怀兰从越南引进番薯之功。

  甘薯在江南的种植,功推徐光启。江南水患经年,农人无衣无食,闻知福建、广州的番薯抗旱抗涝,块根大,可食,便经由他在福建的学生,在松江三次试种,终获成功,时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徐光启赞扬番薯高产味美,济世备荒,向万历皇帝进《番薯疏》。甘薯惊动的另一个皇帝是乾隆,1786年即乾隆五十一年旨谕全国“广为栽种,接济民食”。中国当今的甘薯种植面积仅次于水稻、小麦、玉米,居主食之四,为世界甘薯种植面积的60%以上。

  甘薯的大行其道,广为人类所喜好,其实质只是说明了一个真理:食物之于人类的生存发展,永远位居第一。“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古语不含时代性。

  压垮或拯救人类的一根草

  南国多青草,乃为宝中宝。以秦岭—淮河以南、青藏高原以东为限而界定的中国南方,气候温暖。考察南方的草地资源,以及原生植被,往往会心生困惑:这是繁荣的土地,还是凋敝的土地?南方当初的森林何止是现在我们所见的林区?占南方土地总面积之大部的山陵丘地上,曾经多为森林覆盖,千百年人类活动,砍树伐林,林区成为农区,是有南方森林被砍伐之后形成的草山草坡,亦即今日之天然草地资源。

  南方的草地确切地说,是原始森林被破坏后的次生植被,它们的演化方向依自然规律,应是次生林。在人口增加、人类生产开发活动强力干扰下,规律也只能变通,南方植被终于未能成为次生林而成为草地。

  20世纪80年代农业部的一项调查资料说,南方天然草地的总面积为7958万顷,另有560万顷的人工改良草地。在我踏访过的南方10多个省区中,贵州的天然草地和人工改良草地使人耳目一新。寒冬腊月,中国北方内蒙古草原冰天雪地、牛羊饥寒瑟缩时,贵州威宁灼圃草场上,牧草青青,大群牛羊津津有味地吃草,悠然自得地散步,牧羊人在草丛中闲庭信步。

  贵州西南部的晴隆县,从2001年开始,在石漠化丘地上退耕还草,建立人工改良草地,放牧山羊。中国石漠化土地遍及贵州、云南、广西等岩溶山区。牧草以其植物世界中离土地最近、对土地最亲密、生命力最顽强著称,从而为人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动物蛋白,保护了土地,提供了中国粮食缺口中主要紧缺的饲料粮。同时,我们在这些中国最贫困的岩溶山区农村,可以见到畜牧业为基础的草原经济模式,是循环可持续的。那里的农民还谈不上富起来,但不再穷下去。

  只要有地,哪怕是石漠化土地,也能生出青草来。我们忽视草地的时候,也同样忽略了一种悲哀及一种希望。在天然林破坏以后的草山草坡上的草,是这一块土地植被被演替中最后的绿色,此非悲哀乎?在石漠化土地上的人工改良草地,那青青牧草却是生态修复的先行者,此即希望也。在未来岁月里,压垮人类的很可能是一根草,拯救人类的,也可能是一根草。

  南国草青青,南国花烂漫,那是一些发生于草根、炫目于草根而不与名花游的草花、草根的花。在广东、海南气候炎热的深山野地,我见过状若牵牛的甘薯花,娇嫩地美艳着。有植物学家告诉我,野生牵牛很可能是甘薯的野生祖先。我对野生牵牛怎样牵出甘薯来无从考究,但我惊讶、艳羡、沉醉于野草的神奇美妙,我在大地上行走时会在山野荒草间席地而坐,坐拥青草、抚摸青草就是坐拥自然、抚摸自然。轻轻地抚摸野草时,会生出抚摸孩子的感觉,但我很快听到了一种天籁之音:“不!是野草在抚摸它的孩子!”

  我对汉语中“茶”字释放的信息反复思考,由此而生出的对造字者的敬重,对汉字之美,常常拍案叫绝。“茶”,草字头下一个“人”字,人中间为“木”。它既说明了中国古人与茶的悠远密切的关系,又指向人在何处——人在草木中。一个汉字,茶字,却包含了人之初,人何以为人的意涵。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啊!

  人生唯有一世,草木何尝一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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