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众所周知，颜真卿书法被历代书家所推崇，很多书法初学者都是从练习“颜体”开始的。公元780年初秋，颜真卿撰文并书丹了《唐故通议大夫行薛王友柱国赠秘书少监国子祭酒太子少保颜君庙碑铭并序》。尽管这块碑文是为他去世已久的父亲颜惟贞所写，但其高贵的谥号却是因其“神通广大”的子孙所得，代表来自王权的至高荣誉。
祭侄文稿 唐 颜真卿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今年年初，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了“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的特别展览，展出了包括《祭侄文稿》在内的177件作品。《祭侄文稿》号称“天下第二行书”，同时也是颜真卿传世的唯一一件可靠的墨迹，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更耐人寻味的是，展览期间，一本研究颜真卿的英文书，成为“配套”，带本书去看展览一时风行。
这是怎样一本书呢？它是去年出版，由杨简茹译、祝帅校译的美国汉学家倪雅梅的《中正之笔：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中正之笔》（简写，下同）是英语世界围绕颜真卿的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学术研究专著，英文版于1998年出版，20余年之后才进入中文世界。该书虽因成书年代较早难免有材料与文献上的疏漏，但却凭借鲜明的问题意识和观照视角，脱颖于我们习以为常的书法史研究。“之所以要引进翻译这本书，不是因为这本书的论述多么全面，而是作为一种启发式的文本，可以给我们很多新思考。”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祝帅说。
在国内颜真卿被热议之际，阅读专著《中正之笔》可谓恰逢其时。日前，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汲古论坛——‘中’与‘忠’：作为文化典范的颜真卿及其书法”便围绕《中正之笔》一书展开了讨论，以“一场展览”与“一部专著”的相遇为契机，谈到颜真卿和“颜体”相关的背后的艺术实践与文化典范。
颜真卿能成为典范
不是偶然现象
众所周知，颜真卿书法被历代书家所推崇，很多书法初学者都是从练习“颜体”开始的。公元780年初秋，颜真卿撰文并书丹了《唐故通议大夫行薛王友柱国赠秘书少监国子祭酒太子少保颜君庙碑铭并序》。尽管这块碑文是为他去世已久的父亲颜惟贞所写，但其高贵的谥号却是因其“神通广大”的子孙所得，代表来自王权的至高荣誉。因此，碑文代表的是整个颜氏一族的成就和家谱，并以《颜家庙碑》的名称而为世人所熟知。
从书法技术发展的层面来说，颜真卿是如何形成这种书写方式的？为什么他的楷书被推崇为“颜体”？
“我们讨论颜真卿，离不开唐代书法史的构建。唐代书法实际上还是一种类似于不传之密的记忆，而能够让一个书法家养成的，可能就是他的家族影响。”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谷卿发现，唐代不少书法家都是亲戚，他们在庞大的家族网络中，开展艺术的研究、鉴藏、创作和交流。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史睿也认为，颜真卿书法之所以有如此形态，与整个家族的城市流动史和大族姻亲关系密不可分。他认为：“颜家的传承体系其实是有断层的，由于颜家中间传人早亡，包括颜真卿的祖父，他们幼年时代没有接受到父辈的教育，而是由舅舅完成。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姻亲关系在书法传承上的意义和作用。”
“宋代，儒家的家国思想在文人士大夫中发展到极致。对于宋代人来说，除了韩愈、杜甫等，唐代似乎很难找到如颜真卿一样符合宋代审美理想的人物，他的被发现也不是偶然现象，故而能得到韩愈、欧阳修身体力行的推崇。”《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管琴认为，颜真卿大气磅礴的书法美学，和其性格中的“中正”一致，与儒家的家国观念吻合。
中与忠 新与古
倪雅梅研究颜真卿书法，参照的即是“性格学”。性格学在今天往往被视为一种古老的“伪科学”，然而，将艺术风格与人格关联起来的做法在中国传统中是一种惯例，从笔迹中辨析道德和政治意义被历代品评家所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川认为，倪雅梅在书中呈现出了文化和政治之间的张力，但却是以一种建立在西方世界观基础上的学科概念来进入中国传统的书法史领域，多少存在隔阂。“首先，颜真卿的成就由宋人建构，这一说法在论证上存疑；其次他过于强调颜真卿和王羲之的风格对立，其实二者的互补性远超其对立性。这表明，以西方的艺术概念介入，可能会忽略汉字本身厚重的文化传统。”李川说。
“颜真卿和王羲之的二元对立可能是书法史上存在的事实。”祝帅作为《中正之笔》的校译者回应，王羲之和颜真卿代表了两个源头，自颜真卿开始，楷书笔法形态由内擫转向外拓，由王羲之建立的书法或者说美学传统自此产生了变化。亦如谷卿所言：“颜真卿是书法史上‘极其变态’的人，这并非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变态’，而是‘变’的状态达到了极致，一如词之于南宋，变得更深。”
“唐代将王羲之作为典范，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艺术气息上。唐玄宗以后，中国书法的风格，明显偏向于个人情绪的‘中正’。”中国艺术研究院书法院副院长杨涛认为，从伦理道德角度看，整个唐代，从虞世南到欧阳询等都属于“中正”范畴。至宋代，书法意识中才开始萦绕一个——“忠”字，正与颜真卿符合。“颜真卿最伟大的地方，是在王羲之基础上，把古今结合得更加完美。如果说王羲之的作用是集大成的新体，那么颜真卿是把新和古结合在一起，而且做到了非常‘接地气’，从而让楷书更有法度，从长、宽、大、小等方面将其数据化，让人触手可及。其他书家虽然也很‘正’，但达不到能够在民间广泛推广的效用。”杨涛说。
从颜真卿现象进入颜真卿文化
那么，面对当下的书法史研究，对颜真卿的讨论意义何在？
“从更宽广的视野来看，我们可以将颜真卿放到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来讨论。”李川说，“颜真卿之前书法亦有中正风格，而颜真卿之所以被立为书法典范和道德楷模，是一个实践之物、被指定之物，而不应该仅仅被视为科学分析的产物。某种意义上讲，这恰恰也是华夏文化实践之于宇宙观、世界观的自然投射，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现象。”
“书法的这种自觉是怎么产生的？作为一种文化表达形式，它的地位是怎样的？与我们今天将书法视作一种纯粹的艺术审美不同，在古代，无论是书札还是著作，首要考量的并非艺术美观与否，而是如何遵循和代表一个贵族阶层的文化修养。”史睿认为，从这一角度来理解书法，方可看到更为全面的书法场景和线索，才能理解古人是在怎样的社会功能和场合中使用书法，以及书法表达了怎样的社会功能。
以往的书法史研究往往比较重视最伟大的书家及其作品，尽管这样的书法史研究是非常基础和有必要，但对于这些书家是在怎样的环境中产生的、彼此之间有怎样的可能性等问题，却很少涉及。史睿坦言：“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比如欧美、日本等都比较重视场景和线索，倘若进一步学习其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并融汇到我们对于作品、文献、历史等方面的研究优势上，兴许会带来新方法和新范式，以处理中国书法史的不同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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