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李越勇曾翻译清代蒲松龄的神怪小说《聊斋志异》，并将其与越南的神怪小说《传奇漫录》作对比， 阮福宝琴对中国的《诗经》和白居易的《琵笆行》多有研究；还有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认识，黄明德介绍
提 要:越南作为中国的近邻，其知识阶层自古以来就有学习和研究中国的传统，由此逐渐形成了越南知识阶层的中国认知。越南知识阶层的中国认知有着丰富内涵，其中既有对中国本身的认识和理解，也有以中国为媒介，对本国、本民族乃至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看，越南知识阶层的中国认知是在中越长期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受到越南文化中存在的汉文化传统、近代以来西式教育在越南发展以及20世纪50至70年代赴中国留学潮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当代越南知识阶层尤其是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大体可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即北越知识阶层群体、南越知识阶层群体和统一后新生代知识阶层群体。他们在有差异的环境条件下，通过各种途径获取中国知识，形成了各自的中国认知。越南知识阶层所形成的中国认知，有助于越南人士认识和理解中国邻邦，也有助于他们理解自身的传统历史文化，探讨解决越南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从而进一步丰富越南民族的文化宝库。
关键词: 越南 知识阶层 中国研究 中越关系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作者信息: 于向东，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越南研究所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越南历史与现状、中越关系和南海问题的研究。
成思佳，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越南研究所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越南古代史、越南历史文献和海洋史的研究。
中国研究在越南是颇受重视的“显学”，无论是在官方还是民间，都有一批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这些学者对中国的认知，可以影响到中越关系和越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诸多方面。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所进行的“中国学的知识社群”研究计划，包括对越南从事中国研究的25位学者进行的口述采访。透过所见其中的17篇采访稿，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了解越南知识阶层获取中国知识的途径及其对中国的认知。受石之瑜教授约请,利用这些口述史资料，结合笔者多年来越南研究的体会和在越南学习、工作经历的感受，我们拟在中越两国交往历史和文化发展的宏观背景下，探讨越南知识阶层尤其是其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对中国的认知。
一．越南知识阶层中国认知的内涵
谈到国外知识阶层对中国的认知，我们最先联想到的往往是以西方的汉学家或中国学家为代表的西方人士对中国的一些认识和研究。他们的中国认知，简单来说就是从域外的视角，对中国本身的一种认识和理解。与西方汉学家相比，作为中国的南方近邻，越南知识阶层的中国认知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具体而言，其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对中国本身的认识和理解。由于中越两国有着极为密切的历史与文化渊源，使得越人尤其是其知识阶层的中国认知萌发的时间很早，不少当代越南学者就认为“在越南，人们对于中国学或汉学的研究自从先祖们与中国开始打交道就出现了”。越南知识阶层对中国本身的认知包括了极为丰富的内容，其中既有对传统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独到认识与见解，也有对近代以来中国所探索的发展道路与模式的不断学习与借鉴。仅从现有的此17位受访学者来看，他们对中国本身的认识与研究就涉及了中国的文字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宗教学、传统思想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当代中国发展的实践及经验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几乎囊括了中国从古至今的历史与文化。
其二，是透过中国对越南本国、本民族的认识与理解。越南知识阶层的中国认知不仅是对中国传统与现实的全面认识和把握，还包括透过中国对本国、本民族的认识与理解。如越南学者对中国秦汉到隋唐历史的认知，就不单是对古代中国的一种认识与理解，还是对当时隶属于中国郡县的越南的一种认识和理解。越南官修正史《大越史记全书》、《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在编撰其《外纪》、《前编》的历史时，都大量参考和引用了中国史籍中关于当时越南的记载，正如吕士朋在《北属时期的越南》中所述及的那样：“两千多年的中越关系，由于中越两大民族，有一半略多的时间，在同一政治组织下相处…故在政治史上，前一千年已无法分开”；再如越南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也绝不局限在对当代中国的认识与理解，更重要的是对越南正在进行的革新开放的一种经验借鉴。于向东教授就曾谈道：“越南十分关注也很重视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与教训，出版了不少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著作，其中最为重要的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前期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越文版”。
其三，是以中国为媒介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除了对中国本身及其对越南本国、本民族的认识与理解外，越南知识阶层的中国认知还包括以中国为媒介所获取的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众所周知，由于受到地理、交通等因素的制约，古代越南对世界的认识十分有限，除却对少数周边国家（如占城）和贸易国（如日本）有所了解外，其对世界的一些初步认识和理解大多是以中国为媒介来获取的。具体而言：首先，越南君臣及其士大夫阶层普遍接受了古代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以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和华夷观的视角来审视和对待除中国以外的海外诸国，甚至有如李文馥者在《夷辨》中提出“华夷之义，但当于文章礼仪中求之”若越南“谓之夷，则吾不知其何如为华也”；其次，越南还通过出使中国的机会，与同处中国的其他外国使节展开接触，以此来了解他国和世界的情况，如明清时代，越南出使中国的使节往往借此机会以笔谈、对诗等方式与朝鲜使节展开交往，如明万历年间冯克宽与朝鲜使节李睟光之间笔谈和诗文互赠就是两国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最后，越南在与中国长期交往的过程中，还通过输入和阅读在中国流传的各种汉文书籍来认识世界，了解近代科学知识。18世纪越南著名学者、“博学家”黎贵惇在出使清朝期间，阅读了一些利玛窦、南怀仁、艾儒略等传教士的汉文著述，开始对西方近代文化科技知识有所认识和理解，从而进一步拓展了越南对世界的认知。
二．越南知识阶层中国认知的影响因素
1.中越悠久交往历史的影响
中越之间的联系与交往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代典籍中已有一些关于传说时期的神农氏、颛顼、尧、舜、禹等南至交趾或南抚交趾的零星记载，《尚书大传》有越裳氏在周成王时“三象重九译而献白雉”的记载。西汉初年，今天的越南北部纳入中国封建王朝的版图。此后千年的汉唐郡县时期，即越南所称的北属时期，汉文化在越南得到传播，中原士人和越南士人接触交往增多，双方相互的认知也有所增加。
公元968年丁部领建立“大瞿越”自主封建政权后，经丁、前黎、李、陈和后黎等诸朝代，越南封建王朝与中国建立和保持了密切的宗藩关系。同时，越南文化不断发展，自身独立意识、民族意识不断增强，士大夫从把越南与中国作为密切联系的整体来认识，到逐渐将北方的中国与越南自身区分开来，形成了具有明显自主独立意识的思想观念。李朝的李常杰有诗云“南国山河南帝居，截然分定在天书”、后黎朝开国功臣阮廌在《平吴大诰》中宣称，“山川之封域既殊，南北之风俗亦异，粤赵丁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由此，越南士大夫开始逐渐从“异域”或“他国”的视角来观察和认识中国。同时，由于上千年来深受汉文化的浸渍，越南封建时期的学者也依然长期把中国视为“上国”“宗主国”，作为学习和模仿的范式，在自觉或不自觉移植和接受汉文化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化。
19世纪中期之后，中越两国均受到来自西方列强的入侵，面临着相似的民族危机和革命任务，彼此之间的联系和交往进一步加深，中国成为越南接受西方近代观念和马克思主义的孔道之一。越南不少有影响的的思想家、改革家和革命家，如潘佩珠、邓辉著、胡志明等都曾到中国寻求民族救亡图存之道。1945年越南八月革命胜利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后中越两党两国在一个时期保持了“同志加兄弟”的友好关系，中国对越南的影响进一步加深，有更多越南学者关注中国，增加了对中国的实际了解，形成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对中国的认知。
2.越南文化中存在的汉文化的熏陶
历史发展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文化观念的形成发展更体现出明显的传承性质。古代越南人对中国的认知和其所形成的具有特定内涵的中国观，其中有不少内容特别是对中国的独特认识和理解仍在传承发展并延续至今。所以，越南当代知识阶层的中国认知，还与文化环境的熏陶有着密切关系。
越南是古代东亚汉文化圈的重要成员之一，中国汉文化对越南社会影响甚巨，浸渍甚深。美国学者伍德赛（Alexander Barton Woodside）指出：“两千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内，越南和韩国、日本、中国一样，都是东亚古典文明的重要成员”。越南古代社会处处可见到中国汉文化影响的烙印：在政治层面，越南诸王朝的统治者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与儒家的政治理念中汲取养分，从而建立本国的国家制度；在邦交层面，越南则与中国长期保持宗藩关系，并仿效中国建立以越南为中心的“亚宗藩关系”；在思想文教上，越南则先后设立与中国相类似的官私学机构，大量引入汉文典籍，普遍接受儒释道思想观念。
汉字在越南的使用影响深远。无论是中国封建王朝直接统治越南的郡县时代，还是越南独立自主封建王朝建立后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的宗藩关系时期，汉字在越南作为正式文字长期使用。用汉字记载的历史书、书写的文学作品，远比喃字（或称字喃）的作品要宏富得多。至今拉丁化的越南拼音文字中仍保留大量的汉越词。越南学者欲深入研究本民族历史，直接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一个重要条件是要掌握汉字和汉语，提高汉字和汉语的运用水平。同时，这也是越南学者能够直接获取中国知识的重要条件之一。
从17位越南学者看，其中他们对中国的认知似乎大都受到了来自越南社会中所存留的传统汉文化的影响。他们中有9位学者出身于精通汉字或汉文化的越南传统家庭，自孩提时就得到了来自祖、父辈的教导，习得汉字，对汉文化有所了解，为他们后来研究与中国相关的学问提供了便利，也为其中国观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如阮福宝琴出身于阮朝皇室贵族之家，其曾祖父是越南历史上著名的绥理王阮福绵寊，绵寊为明命帝之子，以诗文著名。宝琴的父母也都是著名的作家和诗人，在这种汉学浓厚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宝琴教授自小就学习汉字并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又如曾任越南汉喃研究院院长的潘文阁，其父也是“儒家子弟”，对教授汉字很有方法，他幼承庭训，每日吟诵，使得其前往中国留学前，已具备了相当的汉字和诗文功底。
3. 近代以来西式教育在越南发展的影响
越南自公元968年进入自主封建时代以来，其教育制度亦多效仿中国。李圣宗神武二年（1070年）越南修建文庙，塑孔子、周公等先贤之像，四时祭祀，并令“皇太子临学焉”。何成轩教授认为，此“为儒学在越南儒教化，孔子偶像化之嚆矢”。李仁宗太宁四年（1075年），首次开科取仕，“黎文盛中选，进侍帝学”。第二年“设国子监，选文臣有文学者充补”。此后，传统儒学教育和科举制度逐步确立，并延续到近代。
近代法国殖民当局出于殖民统治需要，开始将西方现代教育引入越南。从1861年在南方设立百多禄主教学校始，推行法越双语教育，到1917年殖民当局颁布《印度支那联邦公共教育法》，越南基本形成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一套较为完整的西式教育体系，使得西式教育在越南初具规模。法国退出越南以后，其所建立的教育体系仍然存在，尤其为南越政府所继承。
法国殖民当局引入的西式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殖民教育或同化教育，主要是为了废除越南人使用的汉字和喃字，推行法语和越南拼音文字，以期割断越南民族与其传统历史文化、与汉文化之间的联系，培养亲法势力和本土管理人员，加强对越南的殖民统治。但越南与汉字、汉文化的联系，难于遽然割断。法国殖民当局资助和推动创办的《南风》杂志始终保留有汉字专栏，其主要文章均以汉文、越南拼音文字和法文三种文字刊登。
客观上，法国引入西式教育顺应了近代教育发展的潮流，为越南民族超脱于传统儒学或汉文化，获得现代知识体系提供了可能，也使得越南士人能够用西学视角和方法来认识越南自身和中国。从受采访的17位学者看，有9位学者 明确表示在早年都曾接受过法式教育。西式教育和西学知识体系或多或少也影响到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如阮文鸿认为：“研究中国不能完全跟着中国走，也要从西方的角度来谈及中国”。据邓武跳回忆，他早在前往中国留学习得中文前，就阅读过法国人翻译的中国的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为日后中国学特别是儒学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4.20世纪50至70年代前期赴中国留学潮的影响
20世纪50至70年代前期，中越两党、两国关系密切。中国为越南人民抗法战争和抗美救国战争，提供了大量援助。此时期，越南有大量留学生前往中国学习，他们大体上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在中共中央党校及军事院校学习的越南干部留学进修生，仅在两国建交的十五年内就有一千多名越南干部前往中国留学进修；第二类，前往广西以进修汉语为主的越南留学生，主要在南宁和桂林的两所育才学校学习。这两所学校从1951年至1955年，为越南培养了上千名的人才；第三类，以越南高中毕业生为主在中国各地大学学习的留学生，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五年间，有两千多名越南留学生到中国各地学习。除大量留学生外，还有不少越南的技术人员、工人在中国各地做实习生。在受采访的17位越南学者中，有8位 都曾于此时期赴中国留学。如邓武跳属于第一类，他于1954-1956年以干部身份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他回忆后来的一位越南副总理曾与他同班；胡仕协属于第二类，他于1955-1957年在南宁育才学校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学，之后回国成为大学教员；其他人如陈春提、阮辉贵、潘文阁、阮文鸿、阮鹏翔和范氏好等6位学者基本属于第三类，他们先到中国或越南的语言学校或培训机构学习汉语，然后再分别在中国的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学习。这些学者大都是从中国留学归国后，开始从事与中国相关的研究，留学经历对其后来从事中国研究有一定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他们所培养的越南本土学生。
从17位越南学者看，影响他们对中国认知的因素有很多方面。其中历史、文化因素是不可忽视的基础，西式教育和留学经历为他们提供了有别于传统认知的研究方法和知识体系。但最终促成或决定越南知识阶层中国认知的，还是越南自身民族文化特色的民族意识、民族观念和民族思维方式。。
三．越南知识阶层中国认知的基本类型
1945年八月革命后，越南历史揭开了崭新一页。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有分裂和统一两大历史事件对越南国家及民族的发展和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一，1954年日内瓦和平协议的达成，以北纬17度线为界，越南被划分为南北两个“集结地区”， 越南逐步形成南北分治的局面。此后二十年，越南国家被一分为二，南方和北方分别隶属于意识形态相左、长期对立的两大国际阵营；其二，1976年4月，越南举行了统一后全国范围内的普选，产生了统一国会。当年6月底至7月初，统一国会在河内召开会议，宣布南北实现统一，将国名改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结束分裂局面。
这两大历史事件也必然影响到了越南的知识阶层群体。南北的分裂，使得越南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明显的分野与差异，形成各具特点的学术风格与知识体系；地域上的重新统一，使得南北知识阶层开始融合，由此培养出统一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越南知识阶层群体。在此宏观背景下，越南的中国研究大致存在三大知识阶层群体：其一，1976年前的北越知识阶层群体，较多受苏联和中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其二，1976年前的南越知识阶层群体，较多受传统和西方的学术思想体系影响；其三，1976年南北统一后形成的越南知识阶层群体，他们在革新开放后逐步与世界接轨。下面，我们主要结合此17位越南学者的情况，对此三大群体的中国认知略作叙述和分析。
1.北越知识阶层群体的中国认知
17位越南学者中，有8位属于北越知识阶层群体，分别是：陈春提、胡仕协、阮辉贵、潘文阁、阮文鸿、阮鹏翔、邓武跳和范氏好。他们均为北越教育和培养，赴中国留过学，有较为便利的研究中国的条件，有实际的感受，可直接获得中国相关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对中国文化有某种认同感，对中国的认知涉及中国古今诸多方面，也多有己见。他们的中国认知知识体系大致有几个方面：
第一，对中国汉字汉语的认识和研究。这8位学者因留学中国，对汉字和汉语有系统的学习，有些回国后还专门从事汉字和汉语的研究，如曾把多部中国文学作品译为越南语的潘文阁对中国汉字就有自己的见解，认为“中国字…与注音完全不同，所以它的弱点是难学、难说、难写”，但相对的“它有一个好处是不隶属注音之发展，所以很容易看懂古文，变成了一条连接历史的无形线”。
第二，对中国文学的认识和研究。这几位学者几乎每人都对中国文学有程度不同的研究，如陈春提对中国文学研究的领域涵盖了古代和现代，涉及先秦时期的神话、诗经、楚辞，也包括近现代的鲁迅、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等人的文学作品， 再如胡仕协对越南人普遍喜好的唐诗，有较为深入的钻研，其硕士和博士的学位论文均涉及对杜甫诗的研究。
第三，对儒释道思想的认识和研究。就此8位学者中有5位都对中国的儒释道思想有不同程度的认识和研究，如邓武跳在访谈中曾谈到中国儒释道的三教同源问题，并与越南学者主张的三教一源说进行比较分析， 阮鹏翔则将中国的儒家思想与胡志明思想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认为胡志明思想中有不少儒学的思想精髓。
第四，对中国史学的认识和研究。越南知识阶层对中国史学的认识和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史学方面，如邓武跳在访谈中就曾提及，他研究中国的早期史学著作如孔子的《春秋》、司马迁的《史记》实际上都是为了追溯越南古代史学的传统，以理解黎文休《大越史记》、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的史学来源。
最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当代中国发展的实践及经验的认识和理解。由于目前越南与中国同属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进行相似的“改革开放”和“革新开放”的探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发展和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实践及经验，一直都受到越南学界的较多关注。越南于1993年在国家社会科学院设立中国研究所，出版《中国研究》杂志。该研究所是越南最重要的中国研究机构， 对当代中国的研究是其重点，阮辉贵曾任该所所长、杂志主编。其他单位的学者如阮鹏翔、邓武跳和阮文鸿，都不同程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当代中国的发展有所研究，
2.南越知识阶层群体的中国认知
17位越南学者当中，有6位学者属于南越知识阶层群体，分别是李越勇、黄明德、陈俊敏、阮福宝琴、阮奎和阮孙颜。与北方学者相比，他们的人生经历多有差异。他们大多受到家庭的传统汉学教育，后来或因为选择了相关专业进修、或因痴迷信仰佛教等宗教、或迫于维持生计，走上中国研究的道路。南越学者的研究领域多集中在对古代中国的研究上。
他们的中国认知大致有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如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译介，如李越勇曾翻译清代蒲松龄的神怪小说《聊斋志异》，并将其与越南的神怪小说《传奇漫录》作对比， 阮福宝琴对中国的《诗经》和白居易的《琵笆行》多有研究；还有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认识，黄明德介绍，他对胡适和梁启超等中国近代学人也有研究兴趣，其硕士学位论文为《胡适与新文学运动》。第二是对中国儒释道思想的研究。此6位学者都对儒学思想感兴趣，阮福宝琴早年已出版《宋儒·哲学考论》，越南著名历史学家陈重金为之作序；李越勇和陈俊敏信奉佛教，翻译了不少中国的佛教经典，将中国佛教与越南佛教进行对比研究；阮孙颜在家中躲避服兵役时，对老庄思想产生兴趣，走上研究道家学说和道教的道路。第三是对中国史学的认识和研究。与北越学者相类似，南越学者也主要表现为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认知，其研究主要目的是为越南史学服务。阮福宝琴说“若不了解和考核中国汉学资料，将难以深入研究越南汉学书籍”，“研究中国历史则是为了澄明我国历史资料问题”。最后，南越部分学者还对中国的古代医学有所认识。如黄明德认为中医是古代中国文化的根脉，他曾翻译《伤寒论》、《黄帝内经》等12部中国古代医学典籍。
3.统一后新生代知识阶层群体的中国认知
在17位受访越南学者当中，属于南北统一后出现的新生代知识阶层群体的学者较少，仅有高自清和冯氏惠两位。他们一南一北，一位研究中国文学、历史和文化，一位研究中国当代的社会问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某种程度的代表性。
此二人对中国的认知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对中国文学的认识和研究。高自清大学时代虽然读的是汉喃专业，接受的主要是古汉语的学习，但他在翻译实践中，不仅对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感兴趣，如翻译《聊斋志异》、《子不语》等，还对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受到越南喜爱的大众文学颇有兴趣，先后翻译了众多有影响的武侠小说，如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鹿鼎记》等。第二，对当代中国的认识和研究。冯氏惠是专门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学者，在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工作，与中国学术界和学者有较多联系，有较好的汉语基础。她在阮辉贵、杜进森主持中国研究所时期，长期负责《中国研究》杂志的编辑工作。她主要研究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当代中国发展所存在的社会问题及越南与台湾的经济关系等等。此外，冯氏惠还对一些涉及中越的国际关系问题有所研究，她曾与于向东教授共同撰写过《亚欧会议与中越的地位与作用》一文在越南发表。通过对这两位新生代的学者的分析，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与之前老一代相对有较多传统色彩的北越和南越的越南学者相比，他们对中国的认知更多体现出现实和实用的特点。
越南中国研究中的新生代学者，其主要构成应该是越南南北统一后培养成长起来的学者，也包括越南革新开放后留学中国、留学西方发达国家返回越南的年轻一代学者。他们对中国的认知领域较为广泛，相关理论基础较为扎实，知识结构较为新颖，将会成为越南中国研究的主力。台湾大学的这一研究计划，主要关注的是一些知名学者，对青年学者关注较少。其实，还有一些越南自己培养在20世纪80、90年代后崭露头角的中国研究学者，如从事儒学研究的阮金山、从事东方哲学研究的阮才东等人，都有较多学术成果和可观的学术发展前景。
四．结语
越南中国研究学者不少人学问渊博，功底深厚，成果较多，在越南学术领域颇有建树。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可以对越南官方和民间产生较大影响。其中不少人对中国文化有较多认同，也希望中越睦邻友好关系不断发展。如笔者结识的汉喃研究院学者陈义、黄文楼、丁文明，哲学研究院的阮才书等学者，都曾为中越文化交流尽其绵薄之力。作为越南学者，他们所从事的中国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中国认知都是其越南民族文化体系中的一部分，必然受到越南文化、民族思维特征和方式的制约影响。
历史上，越南封建帝王和士大夫曾把中国视为值得敬仰的“上国”、可以仿效的“典范”，甚至言必称中国。同时，他们又会常常强调越南的特色与不同，甚至要超越中国这个标杆。陈荆和教授曾指出过越南民族文化心理的一些乖戾表现。19世纪阮朝文教鼎盛，诗赋蔚然，有阮文超、高伯适等文人名士，还有以诗文著称的从善王和绥理王等阮氏宗室。于是就有了“文如超适无前汉，诗到从绥失盛唐”之说。对此，有越南学者也觉得这里显露出一些难于接受的自尊。历史传承下来的民族思维今天还会有一定影响，包括影响到越南从事中国研究的知识阶层所具有的中国认知。
越南知识阶层的中国认知，不仅能够帮助越南认识和理解中国这个邻邦，还有助于他们理解越南自身的传统历史文化，有助于他们探讨解决当前所面临的社会发展问题，丰富越南民族的知识宝库。关于越南知识阶层的中国认知，是一个需要以后更深入研究的问题。其实，从另一视角看，中国知识阶层的越南认知及其越南观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也有需要批判和超越之处。如此，才能有助于两国人民更深入地相互理解和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