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太宗立即召见马周进宫，由于相见心切，在马周未到之前，曾一连四次遣使催促。见面一谈，发现马周确有真知灼见，当即决定留在门下省任职，不久任监察御史，接着又提拔他担任中书舍人、中书令。马周见事敏捷，机智雄辩，谨慎周到，处事公允
我们古代的很多帝王的成功，只有能力强吗？曹操能称霸主要是因为他善于用人；刘备能称王主要是因为他能听得进去劝告，能用“巧语”得到人才的忠心。
今天，小编就以著名的唐朝CEO李世民为例，看看他是如何组建、管理团队的。
重视“制度忠诚”
鉴于前代政治上的“私人忠诚”对社会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唐太宗在选官用人方面非常重视“制度忠诚”原则，即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徇私情。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曾经是太宗为秦王时旧部的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被撤职，他求唐太宗看在自己曾是秦王府故人的份上免于处分，被太宗严辞拒绝：“我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大臣所执如是，朕何敢违。”
另一面则是他唯才是举，量能授职。如魏徵原本是太子建成下属，但是唐太宗见他才堪大任，便不计前嫌，委以重任。魏徵也不负其望，刚正不阿，敢于犯颜直谏，及时诤谏匡正太宗政令的误差，对贞观之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问出身，重视人才的价值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命令百官上书，议论朝政得失。中郎将常何向太宗提出了二十多条意见和建议，条条切中时弊。
常何本是一介武夫，不通经史，怎么会有如此高明的见解？太宗不解，便问常何。常何告诉他这都是家臣马周出的主意。
太宗立即召见马周进宫，由于相见心切，在马周未到之前，曾一连四次遣使催促。见面一谈，发现马周确有真知灼见，当即决定留在门下省任职，不久任监察御史，接着又提拔他担任中书舍人、中书令。马周见事敏捷，机智雄辩，谨慎周到，处事公允，深得太宗信赖和同僚们的好评。
用人如器，各取所长
在用人上，唐太宗还主张人尽其才、量才录用。他说：“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
贞观名相房玄龄与杜如晦，是历史上著名的决策组合。若细数贞观时期的台阁规制、典章文物，就会发现多出自二人之手。房玄龄处事孜孜，恪尽职守，但遇事常犹疑不决；而杜如晦虽不善思想，但他分析周密，精于决断，二人性格行为互补，成为黄金搭档，号称“房谋杜断”。
戴胄不通经史，有人嘲笑他不学无术，但他为人正直，忠诚廉洁，办事公道。唐太宗就让他出任主管司法的大理少卿。在任上，戴胄公正执法，不阿权贵，政绩斐然。
贞观名将李靖可称文韬武略，出将入相。唐太宗让他统管重兵，战时御边出征，闲时入朝辅政，为政权巩固立下殊勋。
魏征常将谏诤之事视为己任，耻于君主不及尧舜，于是唐太宗任用他为谏议大夫，专门负责向皇帝提意见。魏征前后献言三百余策，其中多为太宗采纳。
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李靖等人共参朝政，取长补短，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构建起大唐的中枢管理团队。
选择人才不仓促行事，必须要接受考察
唐太宗用人，十分注重考核官员的实际能力和政绩。不论是科举、门荫、自荐等途径选拔出来的人才，以及现任的官员，在授官、晋升时，都要接受考察。
唐太宗不仅重视对朝廷枢要大臣的选拔和考察，而且对地方官吏的选拔和考察也十分重视。他认为“为朕养民者，唯在都督、刺史”，都督、刺史各掌管一个地方的军政大权，尤其需要选派称职的人。
鉴于此，他像记账一样，把全国各地都督、刺史的名字写在寝室的屏风上，并随时把他们的政绩和过失记在上面，作为职务升迁的依据。
赏罚分明的奖惩机制
对有大功而偶犯微过的人，唐太宗主张抓住主流，舍其支流，“唯录其功，不计其过”。
相反，对那些罪大于功的渎职官员，唐太宗从不因小功而舍大罪，坚决予以惩处。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太宗派孙伏伽等二十二人巡察天下，一次就处死七人，判处流放罪或罢免降职的数百人。由于唐太宗较好地运用了赏罚这个杠杆，因而赢得了大臣们的赤胆忠心，使许多人都愿为朝廷舍生效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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